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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29日，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当天晚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陈云等人在泸定桥下召开了“泸定桥会议”。会议决定了两件事：一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与在岷江流域一带活动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二是让陈云停止长征，前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由于时间紧急并且参与的人数极少，“泸定桥会议”在中共党史、军史、长征史和中国现代史上都没有记载。
    建党90周年之际，天府早报记者找到当年负责护送陈云出川的战士席懋昭的儿子席康桥，听他讲述那次惊心动魄的护送历程。
    ◎口述席康桥◎天府早报记者蒋超 ◎摄影赵霞
护送陈云一路惊险
    1935年，6月12日，陈云从天全县灵关镇启程。考虑到路途遥远，沿途戒备森严，陈云一口江苏口音，没有可靠的人护送绝对不行。经过慎重考虑，任务落到一个参军只有6天的红军战士身上，他就是席懋昭。
    席懋昭当年23岁，已是身经百“战”，上中学时便开始领导学潮，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0月，遭叛徒出卖，他立即按上级指示转移到雅安荥经县，后又转到天全县，在灵关小学谋了一个校长职位。之后，他与妻子夏伯琼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开展工作。
    接到任务后，席懋昭来不及回家告诉妻子，径直去了陈云的住地。
    席懋昭见到陈云后不久，组织上又派来一位名叫陈梁的同志与他一起护送陈云出川。
    他们商量好路线，先从雅安到成都，再到重庆经水路去上海。
一出好戏“捉放曹”
    经过准备，陈云、席懋昭、陈梁一行3人化装成教师和商人，出发了。
    走出灵关不远，忽然一个30多岁的男子跌跌撞撞地从后面跑过来，浑身是泥，神情慌张。席懋昭向陈云使了一个眼色，两人会意一笑。
    来者姓熊。党中央为了确保陈云的安全，巧妙地安排了一个小计谋。姓熊的原本是当地一个地主，在红军攻下天全时，匆匆外逃，被红军抓获。考虑到此人在当地的“能耐不小”，待陈云一行离开灵关后，故意给了他一个“逃跑”的机会。
    这个“捉放曹”的巧计，陈云在同席懋昭商量行程时，组织就告诉了席懋昭。
    由于是非常时期，从灵关到荥经，沿途仍有一些民团哨卡。好在姓熊的与这些民团都比较熟，所以只需他打个招呼，陈云一行逐一顺利通关。
一则声明平安抵蓉
    从荥经到雅安，再从雅安到成都，3人昼夜兼程。虽然遇到一次又一次的盘查，但是他们沉着应对一一过关。走了五六天后，顺利进入成都。
    当时蒋介石亲自坐镇成都，戒备森严。好在席懋昭在成都读过书，对成都的街道十分熟悉。他机智应对，保护陈云顺利进了城。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陈云决定与席懋昭、陈梁分头行动。
    陈云持刘伯承的一封亲笔信，找到了刘伯承好友、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先生。第二天一早，陈云托人去成都春熙路中段31号的《新新新闻》报馆，刊登了一则《廖家骏启事》，内容为：“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这个启事是陈云事先与周恩来商量好的暗号，表明他顺利到了成都。
    辞别胡公著后，陈云在约定的地方与席、陈相会。3人一起奔赴重庆。到重庆后，陈云依然靠着刘伯承的另一封亲笔信，找到了刘伯承的弟弟，住了下来。稍作休息，陈云买好了轮船票，席懋昭、陈梁把他送到朝天门码头。陈云本打算让席懋昭陪他一起到上海，席说：“我一口四川话，走出四川，容易暴露。”
    汽笛一声长鸣，陈云的身影渐渐地消失在茫茫江雾中……
    陈云出川到上海后，发现难以开展活动，便于1935年9月转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了长征及遵义会议情况。
    1937年11月，陈云从苏联回到延安。在延安机场，陈云与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席懋昭重逢，紧紧拥抱。临别时，陈云拿出一双呢子拉链棉鞋和一听罐头，送给席懋昭。
    当时蒋介石亲自坐镇成都，戒备森严。好在席懋昭在成都读过书，对成都的街道十分熟悉。他机智应对，保护陈云顺利进了城。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陈云决定与席懋昭、陈梁分头行动。
牺牲在解放前夜
    1938年2月，席懋昭在延安的学习结束后，又回到四川，在中共四川省工委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夏伯琼去世后，席懋昭与席珍结了婚。1948年3月8日，由于叛徒出卖，他不幸在雅安街头被敌人逮捕，后被秘密押送到重庆渣滓洞监狱。当年9月，席珍在泸定生下儿子，为寄托对丈夫的思念，席珍为儿子取名“康桥”，即西康省泸定桥之意，这也是夫妻俩追随红军参加革命的起点。
    1950年，胡宗南率兵在西康对当地共产党员展开大肆捕杀。席珍带着儿子，转移到泸定县田坝乡的深山里，靠着老乡接济艰难度日。直到1950年3月泸定县解放后，藏身深山8个月的母子俩才被解放军救出。
    不久，席珍收到噩耗，在震惊中外的“11·27”大屠杀中，席懋昭牺牲在重庆解放的前夜，年仅37岁——他甚至没来得及见上刚满一周岁的儿子席康桥一面。
    席康桥说，母亲一直忘不了已经牺牲的父亲，曾经发誓一辈子都做席懋昭的遗孀。
    席康桥回忆，解放后，母亲在泸定县妇联、法院、粮食局等部门任职，“一心扑在工作上，完全就是个工作狂”，因为为人正直，在泸定县县城内，人人尊称她为“席大姐”。
    母亲的淡泊，对席康桥影响很大。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回泸定，他曾多次向母亲提出“去说说情，组织上照顾一下”，把自己调到成都，母亲一概拒绝了。
陈席两家情深
    当陈云事后得知席珍到过北京时，立刻打电话问席珍：“大家都是老同志，你有什么困难和要求，请说出来。”但席珍什么要求也没有提，只是告诉陈云：“只要历史没有忘记席懋昭就行了……”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多次询问席懋昭的下落，但一直无果。
    1983年4月，陈云偶然得知席懋昭牺牲在渣滓洞，便立即向中共仪陇县委(席懋昭原籍仪陇)和中共四川省委询问情况，并为复查席懋昭的问题提供材料和线索。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和中共仪陇县委经过调查，很快查清了席懋昭的革命经历，并将复查结果报送陈云。
    1983年12月20日，陈云亲自为席懋昭写了证明材料，并建议“肯定席懋昭同志为革命烈士，并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
    1984年初，席康桥的母亲席珍去了北京，不巧陈云正生病住院。当他事后得知席珍到过北京时，立刻打电话问席珍：“大家都是老同志，你有什么困难和要求，请说出来。”但席珍什么要求也没有提，只是告诉陈云：“只要历史没有忘记席懋昭就行了……”
    1984年5月2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决定，追认席懋昭为革命烈士，并追记大功一次。英雄的功绩终于载入中国现代革命史册。
    陈云逝世前，一再告诫子女，“不要忘了四川的席家兄弟！”
    解放后，陈云之子陈元不时打电话问候席珍。
    2003年，陈元到四川出差，听说席康桥的大哥席闻松病了，便专程跑到仪陇县看望，随后还托人送去了5000元钱。后来，席闻松病逝，他还托人送去了花圈。
（特别鸣谢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