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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日，我国著名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一级教授顾方舟，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他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消灭脊髓灰质炎这一可怕的儿童急性病毒传染病的战斗中，是我国组织培养口服活疫苗开拓者之一，为我国消灭 “脊灰”作出了重要贡献。自1964年 “脊灰”糖丸疫苗全国推广以来， “脊灰”的年平均发病率从1949年的十万分之四点零六，下降到1993年的十万分之零点零四六，使数十万儿童免于致残。
走“活疫苗”道路
    脊髓灰质炎又称小儿麻痹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江苏南通1680人突然瘫痪，大多为儿童，466人死亡，随后在中国迅速蔓延。
    1957年，顾方舟临危受命，从患者粪便中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并成功定型，然而这距离疫苗研发相去甚远。
    当时，美苏都研制出了“脊灰”疫苗，分为活疫苗和死疫苗两种。
    死疫苗工艺成熟，能确保已经感染病毒的患者不发病，但不能阻止脊灰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且费用昂贵；活疫苗高效、便宜，但安全性尚待研究。
    顾方舟认为，疫苗研发须符合中国国情，死疫苗虽可直接投入生产使用，但国内无力生产；活疫苗成本只有死疫苗的千分之一，研究人员要敢于担负起活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
    1959年底，国家采纳了顾方舟的建议，中国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的研究工作展开。1960年，经过动物试验和人体试验，顾方舟带领团队研制出脊髓灰质炎活疫苗。
    不久，首批500万人份疫苗生产成功，在全国“脊灰”爆发城市推广，疾病流行高峰纷纷削减。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校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表示，考虑到社会效益，顾方舟选择了活性高、成本低的活疫苗，体现了中国科学家的勇气和担当。
从液体疫苗到糖丸
    全国疫情逐渐平息，顾方舟意识到疫苗广泛推广的难题——为了防止疫苗失去活性，需要冷藏保存，但当时中国尚无疫苗冷链运输，这为疫苗覆盖到中国中小城市、农村和偏远地区增加了难度。此外，液体疫苗装在试剂瓶中运输不便。“为什么不能把疫苗做成糖丸呢？”这一念头涌上顾方舟心头。
    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测试，脊灰糖丸疫苗研制成功了。糖丸疫苗在保存了活疫苗病毒效力的前提下，延长了保存期——常温下能存放多日。
    为了让偏远地区也能用上糖丸疫苗，顾方舟还想出了一个“土办法”运输：将冷冻的糖丸放在保温瓶中！
    糖丸疫苗的推广，让“脊灰”的年平均发病率从1949年的十万分之四点零六，下降到1993年的十万分之零点零四六，使数以万计儿童免于致残。2000年，世卫组织宣布中国为无脊灰状态。
    但顾方舟却有一个遗憾，疫苗研发过程中，周恩来总理曾前来视察。
    当时顾方舟向周总理打包票——生产疫苗，消灭脊髓灰质炎。“很遗憾，不能当面跟总理汇报结果。”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校史研究室刘静表示，中国早期的科研环境恶劣，为了开展工作，顾方舟等科研人员曾长期住在云南昆明山洞中，我们现在长久的甜是顾方舟甘尝四十余年苦的结果，我们应当缅怀感恩。
以子试药检疗效
    生产放心疫苗，一直是顾方舟的倡导和坚持。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制期间，就曾发生顾方舟父子试药的故事。
    1960年，“脊灰”疫苗Ⅱ期临床试验前期，顾方舟冒着瘫痪风险，服下活疫苗后，他担心疫苗是否也能在儿童身上发挥作用，而征集儿童人体试验对象一时也比较困难。
    于是，顾方舟喂不到一岁的儿子服下疫苗。“如果我们生产的疫苗自己都不信任，那让别人怎么放心使用。”顾方舟对同事说。
    在顾方舟的带领下，拥有适龄孩子的同事也以子试药，为疫苗Ⅱ期临床试验的安全性和药效的初步评价提供了支撑。
    据了解，云南昆明的疫苗研究基地——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目前每年生产上千万份疫苗，发往全国各地，守护人们的健康。
    尽管当前中国的脊髓灰质炎野病毒歼灭战取得胜利，但顾方舟也表达了他的忧虑，“脊髓灰质炎具有传染性，仍有卷土重来的可能，防治脊髓灰质炎是一项长期事业，医疗工作者不可放松”。
    王辰表示，消灭脊髓灰质炎病毒有三个关键：疫苗、资金、政策。
    顾方舟不仅提供了疫苗研制、生产技术，还参与社会实践，为政策制定提供建议，在消灭脊髓灰质炎病毒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顾方舟使人类搭上健康方舟，他是一位科学技术家，是一位战略科学家，是一位卫生管理家，更是一位医界领导人。
    顾方舟一生只做一件事，王辰呼吁医疗界的后来人发扬顾方舟的精神，凡事贵在专，贵在坚持不懈，应该多做减法，甚至做除法，践行医疗工作者的使命。
（摘自 《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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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疫苗简史
    1910年10月，中国东北地区爆发了严重的鼠疫，之后疫情如江河决堤般蔓延开来，不仅横扫东北平原，而且波及河北、山东等地，短短几个月，卷走了数万人的生命。
    危急关头，清政府派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最终成功控制了疫情，开启了近代中国防疫事业的先河。
    民国时期，西方医疗防疫知识大规模传入中国，传教士在中国建立了众多的医院和医学院， “南湘雅、北协和、东齐鲁、西华西”成为医疗、防疫领域旗帜，为中国培养了很多优秀的防疫人才。例如，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第一任公共卫生学教授兰安生（JohnB.Grant）就特别重视防疫工作，他认为 “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1926年他创建了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系，1929年兰安生又与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等人在河北定县创办了 “平民教育促进会”，建立了农村卫生实验示范区。
    四五十年代，一场天花席卷中国，呈现出流行范围广、发病率与病死率双高的特点，严重威胁到人民的健康与生命安全。中央政府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在著名医学病毒学家汤飞凡所长的带领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普种牛痘工作。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于1961年消灭了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早十六年。
    近代一百多年，在西方公共卫生学的影响下，在兰安生、汤飞凡、顾方舟等医学大师的引领下，中国的疫苗事业走出了艰苦而非凡的伟大历程，创造了诸多为国际医学界所公认的伟大奇迹。 （摘自 《中国历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