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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5月，日本侵略军开始发起豫湘桂战役。此时，中国由于连续七年抗战，师劳兵疲，敌强我弱的状况尚未根本转变，加之一些精锐之师正在缅北滇西发起进攻，收复失地，所以造成国内战场的战力减弱。有史家形容国民政府军队在千里战场上是一触即败，到处丧师失地，确为实情。
    当此之际，从6月22日到8月8日，却有了鼓舞人心的中国抗战史上最成功的衡阳保卫战。中国陆军第十军在军长方先觉的带领下，依仗1.8万人的兵力，同仇敌忾，孤军奋战，在援军不到、粮弹不继的情况下，仅凭粗陋野战工事，抗击着日军五个师团共11万余人的围攻，历时长达47昼夜，以死伤1.6万人的代价毙伤日军6.8万人，粉碎了敌人妄称三天就能拿下衡阳的美梦。衡阳会战是中国抗战史上以寡敌众的最典型战例，为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写下了最悲壮的一页。为此，身在延安的毛泽东曾在1944年8月12日《解放日报》的社论上说： “坚守衡阳的守军是英勇的，衡阳人民付出了重大牺牲。”而日本战史则称，此役 “牺牲之大，令人惊骇”，是 “苦难的战役”。
    衡阳保卫战之后，军长方先觉却生死未卜，去向不明。在陪都重庆，也谣传蜂起，有人说他已经以身殉国，有人说他被俘囚禁，而日本人方面则四处宣传方先觉已经投降了。实际的情况，直到今天都是引发史家争议而难以达成共识的，那就是方先觉为了保护军民性命与日军签订的有条件协议，有人说是投降叛国，有人说是协议停战。所以，三个月后，当方先觉经人救援，脱险逃离衡阳，于12月11日到达重庆后，国民政府对方先觉的新闻处置也面临一个尴尬处境，有史料说一向标榜 “不成功则成仁”的蒋介石本人，一见到这个过去的爱将就责骂道： “为什么不死呢？”所以，国民党的官方媒体对方先觉的归来是集体禁口，不予报道的，起先并没有出现如有的史料所讲重庆出现热烈欢迎方先觉的热潮，四处张贴标语： “欢迎抗战的灵魂归来”等等。
    而首先报道方先觉归来的，又是屡屡突破新闻禁区、擅长独家新闻的 《大公报》。据 《曾敏之评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记述，方先觉归来重庆，行踪神秘诡异，无人知其去处，当时的 《大公报》记者曾敏之决心要找到这位抗战英雄，进行独家专访，他费尽心力，终于辗转打听到，方先觉就密藏于国防部总参谋长陈诚的公馆之中。可是陈公馆警卫森严，旁人根本无法入进，于是胆识过人的曾敏之就凭着一身西服革履，坐着借来的豪华轿车，冒充 “大人物”，登堂入室，径直闯进陈公馆，见到了隐居于此的方先觉，并详细询问了对方苦守衡阳以及脱险归来的经历。为了保障新闻的可靠性，曾敏之还请方先觉在名片上面签下了大名。之后，便有了一则撼动山城的特大新闻。
    1944年12月13日，就在方先觉秘密晋见蒋介石的第二天，曾敏之密访方先觉的独家新闻 《苦战衡阳的英雄回来了——方先觉军长平安飞到重庆》在重庆版 《大公报》上隆重刊出，同时刊发社评 《向方先觉军长欢呼》： “苦战衡阳四十七天的英雄方先觉军长回来了！……我们情不自禁地要向方军长欢呼：‘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我们的抗战精神回来了！’” “拿衡阳做榜样，每一个大城市都打四十七天，一个个地硬打，一处处地死拼，请问：日寇的命运还有几个四十七天？”在赞扬方先觉的同时， 《大公报》还对国民党军政当局的腐败无能做了异常猛烈的抨击： “衡阳失守将近一个月，敌人继续发动攻势，……进军千里，直如入无人之境，在极短的时间里，由柳州到独山这条直角的曲线上，多少人民破家荡产，流离逃亡？更有多少物资损失、生命死亡？国家养兵，谁教他们这样无用？统帅教兵，谁教他们如此不肖？”
    这则 《大公报》独家刊载、印有方先觉签名真迹的特稿，抢得先机，令重庆所有的官方媒体大惊失色，再加上这篇社评对国民党不战而退、失地千里的尖锐谴责，更使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感到难堪。蒋介石曾严厉责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吴国桢是干什么的？而宣传部则把一股怒火转向中央社和 《中央日报》，严责他们失职，未能事先报道方先觉归来的重大新闻。
    方先觉后来到台湾，自此被投置闲散，一生郁郁凄凉。1968年，方先觉因为不堪忍受对他降日一事的指责，一怒之下，竟削发为僧，后于1983年在台北逝世。史料记述，方先觉去世后，当年在衡阳与其交战的日本退伍官兵曾组团来到台湾，在他的灵位前拈香吊祭，并一一报上他们当年参战时的部队序列番号，表示是代表该部队前来凭吊的，所谓威震敌胆，可见一斑。这些花絮，自然都是题外之话。(摘自 《南方都市报》 韩三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