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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这个名字，知悉的人应该不少。随着 “四人帮”的倒台，近乎匿迹的唐纳，重新回到了国人的视野中，成了普通民众任意谈论和想象的人物。
曾经为情轻生
    传记作家叶永烈撰写的 《江青传》记述：1936年4月26日上午，唐纳和蓝苹，与同为演员的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小鹃一起，在杭州六和塔下举行集体婚礼。5月底，蓝苹称到济南探视生病的母亲，竟一去不返，并来信表示断绝关系，如雷轰顶的唐纳6月下旬赶去济南，遍寻无着，绝望中在旅店吞火柴头自尽，幸被茶房发现送医及时抢救过来。其实是到天津找前男友俞启威的蓝苹闻讯来到济南，在郑君里劝说下和唐纳回到上海。但两人共同生活不久，又多次争吵而分居。1937年5月22日，唐纳获知蓝苹竟插足导演章泯的家庭后悲愤欲绝，一气之下跑到吴淞口跳入长江，幸被路人救了上来……
    需要留意的是，蓝苹在到上海认识唐纳之前，经前男友俞启威引导和帮助，已于1933年2月在青岛加入了中共；因为一度失去组织关系，又在上海加入青年团。与蓝苹一度同居成婚的唐纳，其时是什么政治面目呢？他与后来改名 “江青”的蓝苹，有没有共同的志向呢？
被忽视的政治身份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唐纳称得上是横跨影剧界、新闻界的活跃人士。在上海，他编辑 《大公报》“戏剧与电影”专刊，出演喜剧片的主角，还当过战地记者，以他在影剧和新闻方面的业绩，也堪称出类拔萃的文化人。然而，唐纳除了演员、报人的职业身份之外，还有一个当年罕为人知且以后也被忽略的政治身份：中共党员。
    《江青传》在 “沸沸扬扬的六和塔婚礼”一节中有个脚注，称唐纳认识蓝苹时， “其实已加入共青团。后来，他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夏其言作为唐纳青年时代的挚友，曾回忆他与唐纳相识于1936年，共同的忧国之心和救亡之忱，使他们引为知交。夏其言在文中说： “我之能够走上革命道路，唐纳应该是最早的引路人。”夏本人于1937年加入中共。依照常理，唐纳作为他 “最早的引路人”，应该在他之前加入中共。
    在这一点上，还有一个文字记载可作为证据。2005年10月号 《上海滩》月刊一篇题为 《新闻界老战士夏其言》的文章，在小标题 “唐纳引他走上革命道路”下，写道：“1936年，他 （夏其言）结识了共产党员唐纳……”该文作者居欣如曾先后供职中共华东局宣传部、上海市委宣传部，而夏其言在所属机关报 《解放日报》先后任经理、政文部主任、副总编辑直至离休。他们相互熟识，在文章中这样表达不会没有根据。
    对这个问题尚不确定的是：唐纳究竟是哪年正式成为中共党员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团转党是比较普遍的做法，即入团后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直接转为共产党员。有可能当夏其言知道唐纳是 “C.Y.”时，实际上他很快就成了 “C.P.”（“共产党”的英文缩写）。这个推断如能成立，唐纳的党龄应始于1936年或更早一些。
    依照中共组织部门以1937年七七事变引发抗战全面爆发的划线原则，唐纳在那之前投身革命并入党，属于 “红军时期”的干部，是名副其实的老革命。如果说演员、报人均为唐纳的职业身份，那么中共党员就是这位文化人的政治身份。
    可以说，中共党员这一政治身份，是解开唐纳 “人生秘密”的一把关键钥匙。
潜伏的报人
    在1949年10月1日中共正式成为执政党之前 （甚至之后一个短时期），大多数中共党员都处于秘密状态。所以，1948年赴港工作不久就远赴海外的唐纳，从未有过公开党员身份的机会。从一些涉及唐纳的回忆文字可以看到，他的政治面目并不清晰，但做着共产党人才会做的事情，而且扮演了非常独特的角色。
    解放前曾参与妇女运动的童礼娟写有 《和许广平相处的日子》一文，说1946年春节过后不久，在中共地下党学委领导下，她和几位同志一起参与筹建上海妇女联谊会。许广平、胡子婴等被选为常务理事。为了扩大影响，妇联会要办会刊，因没有经费，开头用油印机印了两期，不够理想。党组织安排她去协助许广平做些具体工作。有一次，她应许广平安排到许家与马季良（唐纳）见面。
    《时事新报》是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掌控的报纸。但由于唐纳任 《时事新报》主笔，某些版面起到了与中共的报纸近乎相同的宣传作用。鲁迅夫人许广平是妇女界左翼领袖人物，其背后是中共地下党，唐纳与她的合作当然不是个人行为。前述居欣如的文章也提到唐纳进入《时事新报》之事： “唐纳当主笔，完全是受党的委派，他的直接领导人是文委负责人夏衍。”
    最耐人寻味的一次，是在国共和谈彻底破裂，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返回延安前夕，1946年11月19日，唐纳突然乘火车由沪至宁，偕该报驻宁记者郑永欣去梅园新村访晤中共代表周恩来。整个过程不到半小时，唐纳只问了一个问题：周先生，您返延安，国共破裂势不可免，《文汇报》将何以自处？周恩来答道： “你们照常工作嘛，这要临机应变，倒是一个复杂问题哩。”唐纳是专程而来，当晚即乘夜车返沪，并关照不发消息，要对外保密。这显然不是一次寻常的访问，从唐纳来去匆匆的经过看，更像是向周恩来作当面请示，讨教在环境恶化时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的策略，彼此心照，互动默契。
    据后来统计，当时 《文汇报》编辑部内，有十六七名地下党员，来自三四个不同的系统，有的在组织内是上下级关系，但在报馆上班时却装作互不熟识。不用说， 《文汇报》是一份特殊的报纸，唐纳则是具有特殊身份的报人。
为香港 《文汇报》创刊
    幕后牵线
    唐纳的中共党员身份，是由与其两度共事的老报人徐铸成最先揭橥的，但起初用的是间接笔法。他1980年代初撰写的 《报海旧闻》有一节提到1947年5月 《文汇报》被国民政府查封后，次年与吴结伴同游台湾，“事有凑巧，回沪不久，有一位党员同志从香港秘密到了上海，对我说，民革已在港成立，准备办一机关报，李任潮先生坚决要我去主持……”此处提到的 “一位党员同志”是谁呢？徐数年后撰写 《我所认识的李济深》一文揭开了谜底：1947年5月上海 《文汇报》被封后， “翌年春，老同事马季良 （唐纳）同志忽由港来沪，对我说： ‘李任潮先生他们已在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准备办张报，李任潮一定要你去当总编辑。’”两处文字说的是同一件事，只要略加比对，不难明白，前一书里的 “一位党员同志”就是唐纳。
    唐纳上海之行捎给徐铸成的口信，为正在寻求出路的 《文汇报》部分同仁指明了方向。按照唐纳提供的联系方式，徐铸成离沪赴港，先后见到了张建良、夏衍和潘汉年，还拜访了李济深、蔡廷锴、谭平山等民革高层，代表上海 《文汇报》顺利地洽谈了合作事宜。最终，唐纳不仅参与了香港 《文汇报》的创刊，并出任总编辑，除了负责编务外，还为总主笔兼管经理部的徐铸成分担经济压力及对外联络。如果说潘汉年是整个方案的策划者，唐纳就是步步推进的落实者。
与潘汉年关系非同一般
    笔者1982年2月起在徐先生指导下读研究生时，还听他讲过一些没有写出来的掌故，其中说到唐纳是潘汉年系统的人；潘汉年、张建良和唐纳是结拜兄弟。
    唐纳的这两位 “结拜兄弟”，当年都是神通广大、声名赫赫的人物。潘汉年这位1925年加入中共的文化人，从中央 “特科”开始负责情报和保卫工作，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长期出没于敌占区和国统区，把公开的统战工作与秘密的情报工作结合得出神入化，是隐蔽战线上功绩卓著的领导人。张建良这个名字相对寡闻，但其本名 “华克之”却很有传奇色彩。在他还不是中共党员的1935年11月，就策划并委派孙凤鸣以记者身份混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会场，原定的刺杀目标蒋介石没出现，结果刺伤了汪精卫，震惊全国。据郝在今的 《中国秘密战》 （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记述，1937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前来投奔的华克之，考虑到国、共正在商谈合作抗日，不宜将他留下，遂建议他去华南担任中共与李济深等人的联络人。于是，他到了华南，化名张建良，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周旋于日本人、蒋介石、汪精卫的势力之间，获取许多重要情报，完成不少难度颇大的使命。
    前述潘、张、唐 “结拜兄弟”的说法，尚属一家之言，还需更多的资料印证，但至少说明唐纳与潘、张尤其是潘之关系非同一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解放前夕为何离国远去
    香港 《文汇报》创刊于1948年9月9日，而唐纳在12月初突然提出辞呈，距他担任总编辑不到3个月。此时，人民解放军捷报频传，报社同仁心情振奋，准备有朝一日回到内地。所以，徐铸成惊讶地问： “现在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同事们都准备 ‘青春结伴好还乡’，你怎么忽思离国远去？”并对他恳切挽留。次日，潘汉年对徐说： “马季良要走，你就不必坚留了。”
    事实上，很难排除唐纳出国另有目的，而且，这不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他的苏州中学同学、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吴大琨回顾了同学少年时期与唐纳、史枚等人从事街头抗日救亡宣传的往事。对于唐纳，该文有个脚注： “建国初，我在上海遇到潘汉年，潘对我说： ‘唐纳是我派到海外去的，他却去娶了国民党外交官的女儿为妻。’其实唐纳也许是为了避免江青日后对他不利才远行的。”此注说出一项事实和一项猜测，事实是：潘汉年说唐去美国系他派遣；猜测是：唐此去可能是避免江青对他加害。对这种猜测无需赘言，而事实如果确凿的话，那么唐纳当年赴美就是富有战略目光的潘汉年对海外情报工作设点布网的一步棋。吴大琨的说法，也恰与徐铸成回忆的潘汉年叫他 “不必坚留”唐纳互为印证，显示唐之离港赴美与潘有关。
    确实，无论英文水平、社会经验还是交际能力，唐纳都是派往海外最恰当的人选。况且，他还有与已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的恋人陈润琼相聚的理由，而陈父又是前国民政府高级外交官。这种家庭背景以及可能产生的人际关系，对在海外立足是 “打着灯笼也难找”的。
    《江青传》一书在结尾部分交待了与传主有关的几位人士的结局，其中提到粉碎 “四人帮”之后，唐纳曾返中国大陆，重游上海，感慨万千。 “不过，他几度回来，行踪保密，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
叶剑英、罗青长的不寻常接见
    唐纳首度返国是1978年。夏其言曾私下对人说，唐纳初抵上海，即与其夫妇见面叙旧，又在郑君里夫人黄晨陪同下，到郑的墓地献花致哀，随后就去了北京。唐纳确实极为低调，不光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对其他朋友和同事都未约见，想必有他的考虑。
    那么，唐纳在北京见了哪些人，办了什么事呢？2008年12月18日 《南方周末》刊发专题 “改革八贤”，其中一篇长文 《叶剑英：最后十年》配发了四张图片。有一张是合影，文字说明为： “1978年12月，叶剑英在北京会见旅法华侨唐纳 （左三）。右一为罗青长，左二为叶选宁，左一为叶选基。”照片上，唐纳站在居中的位置。这足以令人大吃一惊！
    熟知现当代革命史的人都知道，叶剑英元帅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德高望重、地位尊崇。在战争年代，他屡任方面军或全军参谋长，曾参与中共南方局领导工作，兼管南方地区包括港澳及海外的情报、统战事务等；罗青长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是国家情报安全部门头号主管；叶选宁为叶帅次子，以后出任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部长；叶选基是叶帅侄子，也参与部分机要。只要稍加思索就会想到，若仅仅是个在法国开餐馆的老华侨，阔别多年回国，怎么可能获得叶剑英这样的党政军主要
    领导人的接见，且由国家情报
    安全机构主管而非侨务部门官
    员陪见。唐纳1978年底在北京
    获得如此规格的礼遇、如此特
    殊的陪同，使他曾经拥有的神
    秘身份呼之欲出。
    这次会面时叶剑英讲了些
    什么，而唐纳又讲了些什
    么——由于唐纳未及写出回忆
    录即已辞世，有关内容可能只
    会留存在某个部门的档案里
    了。但有一点应可确定：唐纳
    曾是一名共产党员，并且是特
    殊战线上的一员。 （摘自 《同
    舟共进》 贺越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