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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28日，北京。
    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
    邓小平提到，苏联建立戈尔巴乔夫体制以来，在整个姿态和言论上好像对中国有了变化，但还不是根本性的变化。通过在外交场合的公开谈话，邓小平表示了对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祝贺，期待和愿望也暗含其中。
    时隔数月，身为战略家的邓小平果断采取了一个重大行动。由于极为保密，行动在当时却无法成为一条轰动的新闻。
邓小平会见齐奥塞斯库：“给我带个信好不好！”
    1985年10月，人民大会堂。邓小平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热烈拥抱，亲切交谈。
    罗马尼亚推行独立自主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同世界各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1972年，在欢迎齐奥塞斯库的宴会上，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第一次公开称新中国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中国传递了改善关系的信息，从而有了中美关系史上的 “罗马尼亚渠道”。在中苏关系上，齐奥塞斯库也一直被认为是传递信息的 “青鸟”。
    会见快要结束时，邓小平忽然问齐奥塞斯库:“你可以见到戈尔巴乔夫吗？”
    “这个月将在索非亚举行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齐奥塞斯库回答。
    “给我带个信好不好？”
    “好。”
    邓小平于是郑重地说:“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敦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如果能办到，我愿意同戈尔巴乔夫会晤。”
    “我将转达。”或许由于事关重大，或许由于军人出身，齐奥塞斯库竟像接受首长的命令一样，干脆地回答。
    这时，邓小平朝沙发背上靠了一下，用舒缓的语气说:“中苏之间有三大障碍，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
    100个字的对话，传递了一个如同尼克松访华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信息。
    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就这样作出了。
    在场的记者当即请示:“小平同志，此事要不要在报道中反映一下？”
    邓小平想了片刻，回答说:“不必了吧？”
戈尔巴乔夫的一段演说
    戈尔巴乔夫无疑得到了这个信息。
    在1989年5月北京会晤中，邓小平高兴地对戈尔巴乔夫说:“3年前，我请齐奥塞斯库同志给你带口信，希望中苏之间能够消除三大障碍，早日实现我们之间的见面和对话。”
    戈尔巴乔夫回答道:“我记得此事。这对我们的思考是一个促进。而且，看起来一切做得很及时。”
    1986年7月28日，一架伊尔62型飞机降落在海参崴机场。舱门打开了。戈尔巴乔夫款款走向舷梯。
    这一天，戈尔巴乔夫就中苏关系向欢迎他的人群发表了演说:
    我要重申: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把我们隔开的边界，将变成和平与友好的地带。边界线的正式走向可以以主航道为界。
    苏联将分阶段地从阿富汗撤军，1986年底前从阿富汗撤出6个团。
    目前，我们正在同蒙古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一部分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
    戈尔巴乔夫在中国大门口的讲话，或许来得太突然了，中国的公开反应竟迟迟不见出台。
    终于，事隔9天以后的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出来讲话了:
    我们注意到了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7月28日在海参崴的讲话。我们认为他讲了一些过去没有讲过的关于改善两国关系的新话。
    反应不冷不热。没有批评没有欢迎。
    但细心的人们发现，这次发言人对戈尔巴乔夫的称谓用的是 “总书记”，而当年对勃列日涅夫的称谓则是 “主席”。几字之差，意义深远。
    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中，苏联准备同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举行最严肃认真的会谈，这明明是向中国最高领导人踢出的球。
华莱士采访引出的精彩表态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来到中南海岸边的紫光阁。在这里，他接受了美国记者华莱士的电视采访。
    已有充分准备的华莱士开始提问了。
    “您对戈尔巴乔夫最近在海参崴的讲话有何看法？”
    “戈尔巴乔夫讲话也表明，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后不久，苏联外交部官员也讲了一篇话，调子同戈尔巴乔夫的不一样。这就说明，苏联内部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
    华莱士离开提问提纲，接着问:“您以前有没有见过戈尔巴乔夫？”
    “没有。”
    “您是不是想见见他？因为他说过，他愿意同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谈任何问题。您愿意同他进行最高级会晤吗？”华莱士紧紧追问道。
    邓小平平静地回答:“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
    谈到这里，华莱士犯了个不大不小的错误，他应接过邓小平的话，追问对方准备怎么与戈尔巴乔夫见面，在什么地方见面，可他却直接转问了越南问题。这时，在电视监视器屏幕前 “督战”的节目制作人，站起来皱了下眉头，对这一败笔感到不满。
    摄像机内的第一盘录像带用完了，在停机换带的间歇，节目制作人上前向华莱士说了些什么。
    第二盘录像带开始转动后，华莱士坦率地说:“邓主任，刚才我的节目制作要我再问一下邓主任是否愿意会见戈尔巴乔夫。”
    这一问，引出了邓小平在这次采访中最精彩，也是后来被新闻界评述最多的一段话:
    我刚才说了，主要的是如果苏联能够帮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就消除了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我再说一次，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会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82了，我老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到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使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邓小平的主要观点一气呵成。
    一时间，几乎全球所有的新闻机构都用最快的速度报道了邓小平同华莱士的谈话。
    从1987年起，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关系三大障碍方面悄悄采取了一些具体行动。中苏关系的坚冰裂开了第一道缝隙。
    (摘自 《聚焦人民大会堂——见证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始末》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