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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从1953年继任斯大林成为苏共党的领袖，到1964年在10月苏共中央主席团会上，被勃列日涅夫等人上演“逼宫戏”赶下台，头尾相衔，始终都陷在毛泽东“一语成谶”的魔圈里。他一生在权力场上的沉浮，演奏出一曲专制主旋律中的“接班人之歌”，给世人留下意味深长的历史旋律。
    斯大林： “我完了，我不相信任何人”
    赫鲁晓夫是在1949年秋由斯大林钦点从乌克兰一把手任上调到莫斯科的。这是斯大林对赫鲁晓夫的信任和重用。从此，赫鲁晓夫从一方诸侯成为中央要员，进入了权力核心。然而，京华虽好，却是个陷阱。斯大林是拿赫鲁晓夫 “当枪使”。
    赫鲁晓夫在其口述回忆录中，以零距离的接触，对斯大林做了逼真的描绘：
    斯大林的晚年，他的反复无常疑神疑鬼达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他偏执地认为，他的老同事中，肯定在酝酿着一个要取代他至少是要削减他权力的阴谋。1952年苏共十九大结束，出乎人们的意料，跟随斯大林几十年且是忠心耿耿的米高扬和莫洛托夫没有进入执行局 （政治局）。
    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失去信任的原因，实在是无稽之谈：一次在南方休假，斯大林的脑子里突然冒出莫洛托夫是美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念头。斯大林说，莫洛托夫在美国的时候，从华盛顿到纽约乘坐的是火车。斯大林的推论逻辑是：如果莫洛托夫乘火车旅行，那么他必须有自己的私人车厢。如果他有私人车厢，那么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因此，莫洛托夫一定是把自己卖给了美国人。斯大林为此还专门打电话给当时在联合国工作的维辛斯基，要他尽快查清莫洛托夫在美国的所有活动。维辛斯基向斯大林解释，莫洛托夫在国外不可能有私人车厢，在美国所有的车厢都是属于私营铁路公司。但多疑成性的斯大林还是 “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在苏共十九大上把莫洛托夫拿了下来。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晚年还有这样一个细节描述： “他会看着一个人说， ‘为什么你的眼睛这样躲躲闪闪？’或者问： ‘为什么你今天老是转来转去，避免直接看我？’”
    赫鲁晓夫记得，1951年度假期间，有一天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米高扬在院里散步，斯大林自言自语地说： “我完了。我不相信任何人，甚至不相信我自己。”这句 “一语道破天机”的自白，使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不寒而栗。
新的 “大清洗”中，赫鲁晓夫信守承诺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集众人之力剪除贝利亚；借助朱可夫转危为安粉碎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 “三人反党小集团”；又 “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朱可夫国防部部长的职务。正是通过这一场场无情的争斗，赫鲁晓夫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地位。
    有一点值得关注，当赫鲁晓夫取得绝对胜利后，卡冈诺维奇等人深知斯大林对于反党分子的做法，他们都曾身临其境，甚至亲自参与过。如今他们也落到这样的下场，其恐惧心理可想而知。在中央全会闭会两天后，赫鲁晓夫接到卡冈诺维奇请求宽恕的电话， “赫鲁晓夫同志，我认识您已经多年了，我恳求您别让那些人以他们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对待人们的方式来处理我”。赫鲁晓夫回答： “你们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别人。可是你们错了。我们坚定地遵守并将遵循列宁主义的原则。如果你们能像全体苏维埃人那样诚实劳动的话，你们将得到工作，你们可以安心地工作和生活。”
    赫鲁晓夫信守了承诺，“反党小集团”的成员没有一个人被开除出党，更没有被处死，并且都安排了工作。
    铁托： “问题在于制度”
    铁托对于赫鲁晓夫的执政时期，曾说过这样一番话：“问题在于制度。由于赫鲁晓夫并未改变斯大林的基本制度，个人崇拜仍然像个幽灵在苏联政坛游荡，争夺权力的斗争在这之后始终未能停息。”
    亚美尼亚演员萨基扬讲过斯大林 “虎死不倒威”的一个细节：
    一次，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拍戏，消防队来检查，说是摄影棚电线的布景有违安全规章。厂长和制片主任轮番解释，中尉消防队长不为所动。这时， “斯大林同志” （扮演斯大林的演员——作者注）举着烟斗缓缓走过来： “中尉同志，不要妨碍我们工作。您是在浪费宝贵的进口胶片。停止无谓的检查，立即回去办正事！”中尉见状，顿时脸色发白，嗫嚅着说： “是，斯大林同志，请原谅……”
    一个强悍人物身后产生的影响，会形成经久不衰的强大磁场。身陷其中的人身不由己地“人推着不走，鬼催着飞跑”。
    从本意上说，赫鲁晓夫是在极力改变斯大林形成的现状。他的儿子谢尔盖在 《赫鲁晓夫下台内幕及晚年生活》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苏联曾刮过一阵风：以个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和村镇。不必说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捷尔任斯基广场等了，甚至什么莫洛托夫斯克、伏罗希洛夫格勒、基洛瓦巴德也不断涌出来。赫鲁晓夫上台后作出决议：今后不得再以健在的政治活动家的名字命名城市。1962年夏天，赫鲁晓夫视察前不久建成的克列缅丘特水电站。
    在此书中，谢尔盖还写下这样一段话：随着赫鲁晓夫地位的巩固和权威的确立， “他的肖像愈来愈多地出现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街道上。不断地引用他的语录，什么问题都要提到他的话……这时的父亲却屡犯错误，他对于煽动起来的颂扬运动抵制不力。他没有拍桌子严令停止的魄力。他软弱无力……”
    在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1964年十月会议上，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中央主席团所做的报告中，列举了赫鲁晓夫的十五大罪状，其中有这样的总结：
    在此前二三年时间里，他手中集聚了巨大的权力，并且开始滥用权力。他还贪天之功为己有，把全国的成就功绩都记在自己名下。
    美国人多恩伯格这样评价赫鲁晓夫，这大概也代表了西方人的观点：赫鲁晓夫当年指斥斯大林的词语，现在几乎可以不作改动地用于他本人。专制体制中的第一把交椅，简直就是魔椅。
    “赫鲁晓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看中了你”
    每个独裁者到晚年无不殚精竭虑地考虑接班人问题。然而事情的结果往往是，好不容易选中的接班人，却层出不穷地变成了 “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谢尔盖回忆说： “父亲绞尽脑汁：怎样才能使权力交接成为自然而然的、没有痛苦的过程。” “一个人选不行，换第二个，第三个。老定不下来。他想找一个称职的人，又一定要年轻一些，精力充沛一些。”
    赫鲁晓夫最初选的是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科兹洛夫与苏联军事工业集团的实力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一个强硬的外交内政路线的代表者。自赫鲁晓夫粉碎 “马、卡、莫反党集团”后，科兹洛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二书记，成为苏联党的二把手。
    然而，1963年科兹洛夫突然中风。科兹洛夫的病情一度有所好转，但最终没能再站起来。他实际上已是个 “职务（植物）人”。
    “早夭”对科兹洛夫而言，幸抑或不幸？如果没有这一变故，他就能顺利接班？在苏维埃的历史上，没有一个接班人能顺顺当当地继位。二把手是一个高危位置。比如在十月革命中起主导作用的托洛茨基，他的肖像曾同列宁并排挂，被看做列宁的当然接班人，可他却死在斯大林派去的刺客手里；一度被誉为 “理论上的大力神”的布哈林，曾是与斯大林平起平坐甚至排名更靠前的人物，在1930年代末的 “大清洗”中遭到枪决；名声曾如日中天几乎取代斯大林的基洛夫也死于至今仍扑朔迷离的刺杀案。 （对这一谋杀案的审讯，斯大林又一箭双雕地处决了潜在的威胁对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二战后曾处于二把手位置的日丹诺夫，也不明不白地死于 “医生谋杀案”；而斯大林之后的贝利亚、马林科夫等无一不落入 “反党集团”的悲惨命运。
    此后，赫鲁晓夫为接班人选绞尽了脑汁。这个接班人，一定要选一个年纪轻的人。用赫鲁晓夫的话说，这个接班人，既要懂得经济，又要懂得国防，还要懂得意识形态领域——更重要的是他得 “靠得住”。
    赫鲁晓夫把目光投向谢列平。谢列平几个条件都还符合。但不足的是，他对经济工作不熟悉，于是赫鲁晓夫提议，让谢列平到列宁格勒去当一段州委书记，经过这样的地方锻炼，就可以回中央任要职了。可出乎赫鲁晓夫意料的是，谢列平拒绝这项任命——他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在找借口排挤自己。谢列平的表现，使赫鲁晓夫猛然意识到：原来谢列平并没把自己当成赫鲁晓夫的人。
    后来，赫鲁晓夫还想到过波德戈尔内。波德戈尔内精明能干，经验丰富，又懂经济，也能谦和与人共事。但赫鲁晓夫又觉得他眼界不够开阔，调到中央后交给他分管的工作始终处理得不理想。
    再后来，赫鲁晓夫还曾考虑过勃列日涅夫——他论经验论资历无疑都是最佳人选。但赫鲁晓夫又认为：勃列日涅夫 “不能坚持自己的方针，太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和自己情绪的左右”。
    也许是作为一种 “考察”，赫鲁晓夫把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同时放在了书记处，把权力分给两个 “第二书记”，其中大概有着中国典故 “二桃杀三士”的意味。赫鲁晓夫显然向斯大林学到了重要的政治权术。
    赫鲁晓夫还有过其他种种考虑。正是这一次次的选择与放弃，使每个进入赫鲁晓夫视线的人饱受跌宕起伏的折磨。当年克里姆林宫里流传一句话：“赫鲁晓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看中了你。”用 “接班人”的标准审视，任何缺点都被置于放大镜之下。正是这样，他把一个个原本的盟友，推到了反对派的阵营，亲手制造了1964年那场 “宫廷政变”的基础。
    回顾赫鲁晓夫选择接班人的过程，给人留下了意味深长的历史性思索。这大概也是民主选举和 “御赐钦定”的天壤之别吧。
    告别政坛的 “绝唱”
    其实， “宫廷政变”之前，赫鲁晓夫并非浑然不觉。谢尔盖从伊格纳托夫的卫队长那儿得到情报，告诉了父亲：
    父亲陷入了沉思。
    “不，不可思议……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谢列平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这不可能。”……父亲继续着昨天的话题，他开门见山地说： “看来你说的那事儿是无稽之谈。我和米高扬、波德戈尔内一起从部长会议出来的时候，我三言两语把昨天你讲的话说了一遍，波德戈尔内把我挖苦了一通。‘亏你想得出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是他的原话。”
    赫鲁晓夫的轻信和波德戈尔内的狡诈，又构成了一个“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故事。
    事实上，赫鲁晓夫当时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若不信，随着各方面情报的汇聚，事情变得有鼻子有眼，一场阴谋显然正在酝酿中；可若相信，赫鲁晓夫的精神面临崩溃：因为发难反对他的人竟如此众多，几乎所有的昔日拥戴者都成了反对派。这些人都是赫鲁晓夫在1957年那次中央全会上粉碎第一次宫廷政变后提拔上来的。不信任他们，在苏联还能信任谁？
    在最后签署 “退休声明”前，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做了最后一次发言。他说： “我明白，这是我最后一篇政治演说，怎么说来着，叫绝唱吧。”这篇告别政坛的 “绝唱”是发人深省的：
    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大家都是党培养起来的，我们能有今天的政治地位，全都是它的功劳，党的功劳。我和你们的政治思想基础是一样的，我不能同你们斗争。我愿让位，我不会斗争的……我只讲一点，我的主要缺点和毛病是善良和轻信，也许还有一点，就是我自己发现不了自己的缺点。不过就连你们，今天在座的各位，也从来没公开和诚实地指出过我的任何缺点，总是随声附和，对我的所有建议都统统支持。你们也缺乏原则性和勇气。你们指控我同时兼任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不过容我客观地讲，我本人并没有力争这样的兼任。回想一下吧，问题是集体决定的，而且我们当中许多人，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都坚持让我兼任嘛。也许我的错误就是我没有反对这个决定，可是你们全都说为了对事业有利必须这样做。现在你们却指控我兼任两个职务了。
    赫鲁晓夫终究以独特的告别政坛的 “绝唱”，谱写了一曲有别于独裁者斯大林的 “接班人之歌”。他以自身权力场的沉浮，完成了一个领袖人物从神到人的回归。
    (摘自 《同舟共进》2011年第3期 陈为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