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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宗祥态度最好，挨打之后，住进了医院，据说很长时间都没有脱离危险，闻听肇事的学生被捕，不仅没有提出控告，反而由其妻子代替章宗祥具呈保释学生。
名不符实之罪
    由于五四运动， 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人成了卖国贼，由此追溯到二十一条的签订时，曹汝霖是外交次长，陆宗舆是驻日公使，所以都有了责任。陶菊隐先生在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指斥当时身为中国外交次长的曹汝霖，是 “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代理人”，说他在公府的会议上， “得意忘形地暴露出，他事先就得知日本将提出 ‘二十一条’”，把袁世凯都气坏了。但在历史档案上，这种事是没有的。曹汝霖也好，陆宗舆也好，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跟二十一条的阴谋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在推动中国政府签订条约，起过什么作用。陆宗舆为了缓解中国政府的压力，在日本还是做了不少情报工作。有资料说，他在和日本外务省交涉过程中，曾经把一只手枪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晚上则放在卧室，扬言若日本方面再行逼迫，就饮弹自杀。这种行为，无论是吓唬人也好，做给国人看的也好，但毕竟跟卖国扯不上干系。
    自晚清以来，直接跟西方打交道的人，一般都难逃脱卖国的恶名。处在第一线办交涉，妥协就等于卖国，但不妥协，又无路可走，只要你经手操作，这种两难境地，概莫能外。在近代史上，被骂的最多者，莫过于李鸿章。李鸿章最大卖国之举，莫过于签订马关条约，但是李鸿章不去签，别人也得去，别人去签，肯定不见得比他签要好一些。
“亲日而不卖国”之说
    据曹汝霖家的仆人后来回忆说，五四那天，在学生刚来的时候，其实北京的警察总监吴炳湘也在曹家，看见学生气势汹汹，吴炳湘说要加派警察。曹汝霖却说， “几个小孩子，就让他们闹一闹吧，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家被烧了以后，态度有点变化。五四运动曹汝霖家被毁、章宗祥挨打之后，他们三人都有一个表态。曹汝霖提交了一份辞呈，通篇充满抱怨之辞，从家产被毁到自家的外交业绩，尤其念念不忘主持借款，未收一分钱回扣之事，被后人讥为 “‘表功’多于 ‘自责’”。陆宗舆除了抱怨有人 “借外交问题，以为倾轧之具”之外，倒是没有表功，以身体不好为由，自请辞职。只有章宗祥态度最好，火烧赵家楼，他挨了一顿饱打，挨打之后，章宗祥住进了医院，据说很长时间都没有脱离危险，闻听肇事的学生被捕，不仅没有提出控告，反而由其妻子代替章宗祥具呈保释学生。虽然 “自知众怒难犯，亦可见其风度”。
    事后来看，三位不过是职业官僚而已。只要当政者需要加强跟日本的关系，自然会重用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尽管这三人官瘾不小，但自打五四以后，就从政坛销声匿迹，再也没被重新起用过。抗战时期，这三人虽然都留在沦陷区，但都没有出来担任伪职。的确，因为曹、章、陆没有下海做汉奸，以后他们三人都没有受到国民政府的追究。可见，曹汝霖所说自己亲日而不卖国，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至少比起那些当时的名声比他们还要好一些的北洋政客，王揖唐和王克敏之辈，要强多了。
    (摘自 《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 张鸣/文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