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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期，我们已就第二套人民币的发行背景作了介绍，也对该套纸币的设计主题，券面版别，图案与印刷工艺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梳理。由于许多藏友和关注纸币理财的读者，对第二套人民币中的前苏联代印版很感兴趣，同时，这也是第二套人民币集藏和研究中的重要知识点和该套钞币独特牲所在。所以，我们今天专门就代印版的来龙去脉，进行一番钩沉和答疑。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曾请苏联帮助印制第二套人民币中三种面额最大的纸币。而当时我国政府为什么要把如此重要的事情请苏联去做？这中间经历了哪些曲折？一批最新向公众开放的外交档案，揭开了半个世纪前的这些绝密内幕。解密外交档案中有 “中国请苏联代印新人民币问题”，其中一件长达87页，囊括了绝大部分当时中苏双方的相关谈话记录、来往函件、电文稿、合同文本等。1952年4月初，我国的第一套人民币仅流通了3年零4个月，但发行新人民币的准备工作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亲赴莫斯科，于4月6日与苏联方面谈妥了代印人民币的意向。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局贺晓初副局长和陈邦达等人留在莫斯科，与苏方接洽具体技术问题。到1953年2月初，中苏双方在莫斯科就代印人民币问题进行了三十多次谈话，并陆续就印样、数量、交货时间及苏方供应的印钞纸等事项签订合同。到1957年最后一批十元券运抵满洲里，整个代印人民币的工作持续了5年。
    为什么要委托苏联印制新人民币？1952年9月22日，张闻天对兹维列夫曾作过这样的说明:“由于中国近年来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及今后有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我国不久将实行货币改革。由于新的人民币的比值，一元将值旧人民币一万元，故提高新币质量，防止造假，极为重要。”张闻天大使还强调:“特别由于我东南边疆，台湾的蒋匪及美帝常以伪钞输入捣乱，因而防假要求更为重要。苏联技术及印制条件都比我们高明，我们要求将使用于卢布上的奇异技术用于我国新币上…要像卢布五元十元上的花纹那样好。”我方人员在与苏方的一次次商谈中，一直对新币的防伪处理提出很高要求。从用纸、币面底纹、变点花纹到暗花等各个方面，都要求苏方 “还要精致复杂”。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请求，“老大哥”的态度是热情、积极的。参与商谈此事的所有苏方人员，没有任何推辞或讲条件的表示，有关谈话全部集中在解决具体技术问题上。对各种票面的数量、印制要求、交货期限等问题，双方往往很快就达成一致。
    最初，我国政府向苏方提出的印制票面额为100元、50元、10元、5元四种，总金额40亿元；但7个月后，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电报，通知苏方改变印制方案，提出 “采用不超过三元和五元的票面”。对此，兹维列夫表示，过去订货票额大，总金额小，现在票面额改小，总金额反而加大到45亿，因此增加的印钞工作相当于原计划的三倍，而交货时间反而缩短，按要求时间完成很困难。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叶季壮对此解释说:“我们也知道改是不大好，但这是不得已的，政府曾再三考虑过……现在改变的计划势在必行，仍望苏方多多帮忙。”他说，增加三元券的理由之一，是可以少印一元券；40亿改成45亿，是因为过去计划少了。叶季壮还与苏方商量:“原做好的五元券版不动，新做三元券版；或原拾元券版改成五元券版，五元券版改成三元券版。”兹维列夫回答:“过去做的版全已无用，都须重新做版。 (可)将原拾元券的图案和尺寸改为五元券的，五元的图案和尺寸改为三元的。”他还提出，印刷时用一种纸即可，不必用两种纸。国内为这套人民币的印制做了大的准备工作。档案详细记载了国内送去的物品清单，包括国徽、行长图章和深线花纹钢版，套花画样，各民族大团结、石雕和敦煌照片，全套装饰及文字铅版、票样本、规格尺寸，等等。
    苏方代印的人民币全部如期完成，其中有1.6亿张三元券还应中方要求提前了4个月。自1953年9月底起，装有成箱人民币的列车一次次从莫斯科开出，前往满洲里。货物品名被写成 “技术装备”，发货者是苏联木材公司，收货方为满洲里入口公司。 “全部车辆严加警卫，护送至我站台。”到1957年，十元券全部交清，中苏双方共在满洲里交接人民币9批次。南汉宸行长曾就交接工作亲笔给张大使去绝密函，将交接工作的所有细节一一列出。如 “争取一天交货完毕；10人同时开启10个车厢，上午10个，下午10个；箱外编号必须衔接”，等等。
    在苏联的帮助下，新中国有了第一套采用胶凹套印，版纹深、墨层厚、有较好的反假防伪功能的精致货币。1955年3月1日，苏联印制的人民币三元、五元券和国内印制的二元、一元及角、分币共10种开始发行流通；1957年12月1日又发行了十元券 （大黑拾）。后来，受中苏关系交恶的影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 《关于收回三种人民币票券的通告》，决定从1964年4月15日开始限期收回1953年版的三元、五元和十元纸币，一个月后停止收兑和流通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