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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朱明因林伯渠的膳食问题，先后找我谈过三次话。首长夫人找我谈工作，当然不止朱明一人，但会送我照片，特别是那张她与林老在苏联莫斯科的合影，令我极其高兴且又深感意外。多少年来，我只是看看而不能声张，因为林伯渠逝世后，她的变化很大，直至走上自绝之路。今天，当重新提及此事并细察相片时，顿觉过去模糊的东西，又渐渐变得清晰起来了。
朱明点菜
林伯渠爱吃鲜软菜肴
    我初次见到朱明，是1957年春天，有时，在西楼大厅看电影能见到她。当时，我在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服务科，主要工作是现场招待服务，所以没有说过话。
    从1958年起，林伯渠的健康问题就比较突出，配餐方面变化较大。为保证林老临时需要，朱明常会亲自打电话，要总特灶去人商量安排。那次主管人员正好去玉泉山参加干部定期劳动，领导便派我代替前往。走之前，还叮嘱我带上笔和记事本。
    林家离西楼很近，就在怀仁堂后花园北边，一幢庭院略大，建筑严整的四合院，名叫“福禄居”， （林伯渠去世后，经过大修，又成为刘少奇、王光美的住地）。一见面她就直截了当地指出，近来首长哪些食品吃得比较好，哪些吃得不对口，并根据保健医生建议，让我们多写些菜单出来，供她挑选。
    没过两天，一个包括食谱在内的，备什么、做什么，如何派厨师到林家协助做菜或在总特灶定人为林家烹饪的具体方案出来了。朱明赞同新方案，也很欣赏我们办事认真的作风。不过她似乎还觉得对年轻人，仍有多讲几句的必要。她笑着问我： “学过党史吗？”我答：“没有专门学过。” “那你知道多少林老和毛主席的关系呢？”我摇摇头： “不知道。”
    于是她提起精神一口气给我谈了五点： “第一、上世纪20年代初，各地产生的共产主义小组，湖南有毛泽东，上海有林伯渠。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国共合作并担任要职的，有林伯渠、毛泽东。至1926年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委员有林伯渠，候补委员有毛泽东；第二、1933年，在江西瑞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大学校长，林伯渠任委员；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林伯渠任财政部长；第三、1934年，快到50岁的林伯渠又同毛泽东一起参加了长征，他们同吃苦、共患难，为了革命，奋勇向前。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取得了全党的领导地位，林伯渠继续担任后勤保障的负责人；第四、延安时期毛主席是全党全军的主席，林伯渠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第五、新中国成立时，毛主席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林伯渠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总之从20年代开始到40年代末，整整三十年，林老总是同毛主席在一起，又在毛主席领导下终于取得了胜利”……
    听完朱明这一席话，我不禁想到1956年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时，97名正式委员里，按得票多少排列，林伯渠的名次仅在毛泽东、刘少奇之后，位居第三。连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陈云这些重要人物，都在林老之后，可见他在党内是多么的德高望重，受到拥戴。
    朱明身材高挑，五官端秀，言谈举止，自然大气，虽贵为首长夫人，却不以首长夫人的身份自居。接下来的两年，由于朱明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林老的胃口有所好转，体力也得到一定恢复。
林伯渠后事
朱明请求不要火化
    1960年5月，林伯渠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噩耗传来，全党悲恸。朱明更是痛上加痛。接连数天，她常常一人呆坐在林老生前的书房兼办公室里，一待就是两三个小时，谁劝也不管用，整个人完全变样了。尤其在对丈夫遗体的火化问题上，一再明确请求不要火化，变换为棺木土葬。她强调，林老虽是共产党员，但早年也当过同盟会员，国民党员，是有过几种身份的老人，可以变通对待。
    显然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原则问题。总书记邓小平在西楼大厅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讨论如何劝她理智对待林老的后事，并正确支持中央办好林伯渠的治丧事宜。前去做说服开导工作的杨尚昆回来在餐厅向刘少奇、朱德汇报时说：“朱明听不进去，我只好郑重告诉她，实行遗体火化是组织决定，不是家庭问题。这个规定是在毛主席倡导下，全体中央委员开会一致同意通过并都自己签名的，包括林老在内。文件尚在，你要冷静思考，不能违反。”其实，中央领导也清楚，朱明要比林老小得多，痛失丈夫，态度激动，语言出格，可以谅解。后来朱明自己也承认： “当时我确实有些失态了，是不应该的。”
    虽然她口头上认了错，但心里仍有难言之苦。有一件事让工作人员议论纷纷。在会客室里，陈设了一幅非常显眼的林老生前标准像，是用彩色油墨画成的，约有二米多高，一米多宽。见过的人有的公开说：“太大了。”有的私下议论：“有点镇人。”而朱明则理直气壮地回应： “大有大的好处，不容易拿走，我天天都能看到他、想念他。”
朱明赠送照片
“我同她 （江青）不一样”
    三个月后，在经历过林老逝世的悲痛，请求土葬及油画像种种波折之后，朱明的情绪渐渐平复。警卫局领导得到上级指示：林老去世了，对于他的夫人还是要照顾好的，毕竟她也是一位从延安过来的老同志、老干部。同时，朱明自己为了改变眼前冷清哀伤的处境，提出要去南方休养一段时间。在等待答复的日子里，领导指派我第二次到林家。
    这一次除了谈伙食问题外，没想到还跟我讲了些 “题外话”。她说： “现在来我家的人少了，有些人也得离开这里，你们能和以前一样照顾我十分感谢，看来我也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了！”她说着说着，径自回忆起过去和林老一起生活的美好时光。
    1945年，时年59岁的林伯渠和26岁的朱明在延安结婚，虽然年龄差距较大，但婚后他们都能主动地互相关心，互相体贴。所以在生活上还是美满幸福的。新中国成立后，条件好了，她常陪林老外出参观访问，加上家中一应事宜并不繁琐复杂，没有需要特别操劳之处，因此，在很长时间里，她一直生活在荣耀与喜悦中。50年代初，经毛主席同意，林老前往苏联一边工作，一边疗养，朱明陪同前往。他们在莫斯科的日子过得相当舒心：一起看芭蕾舞经典剧目；参观各种博物馆、纪念馆；欣赏苏联电影；品尝俄式西餐。一张朱明身着连衣裙，戴西式礼帽紧靠林老的照片，便流露出了她当时的幸福和欢悦。
    在给我看完照片后，朱明随手挑选了几张对我说： “你看这些照片好不好？送给你几张作为纪念吧，这段时间你也帮助我们做了不少事，拿去吧。”我接过照片说： “谢谢朱明同志。”她平静地看了我一眼说： “以后不要叫同志，称大姐好了。你们对蔡畅、邓颖超、康克清，不是都叫大姐吗？我比他们都小，不要那么严肃。”我回答： “我们称呼江青，也叫江青同志”。她一听先是一愣，接着就说： “我同她不一样，她是过去上海有点名气的人，现在地位又这么高，不能跟她比。”
朱明自杀真相
匿名信戳痛了江青
    1961年，朱明从南方休养回来的第二天，我第三次到她家，谈的还是伙食问题。而朱明讲的，已不是单一的伙食问题了，她说： “这次我去南方，时间较长，吃、睡不错，身体好多了。最近，想着手整理林老的诗稿、书信、文章、讲话等资料，如果中央同意能部分出版的话，最好。如不同意，也没关系，先整理再说。做这件事，可能要请帮手，也会很辛苦的，所以我要吃得比过去好些。钱的问题，我有，不用操心。”
    她这出人意料的反映，与去南方前悲哀凄苦的状态截然不同，这种爽朗、轻松、无所谓的态度，大大超出了慰恤哀伤情绪的范围。根据陪她外出的工作人员及有关地方部门反映，她在南方休养期间，爱看一些内部电影、精美画报；经常参加舞会、聚餐；商店逛得也较频繁……各种迹象表明：她又变了，变得有些惊人。
    歇了一段时间，忽然有一日传来朱明去世的消息，开始时界定为 “错服安眠药过多”。几天后又说是 “自杀”。自杀！太不可思议了。林老夫人出这样大的事，那时上面不明说，下面当然不敢问。时间一长，大家也就把她忘了。
    文化大革命中，一天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开会，我在现场服务，断断续续听到谈朱明的事。自杀已数年的她此时被叫作反革命，而由她引起牵涉到林老的话也出来了，什么“林伯渠骨子里的旧东西太多”，“直到他去世时，还想着国民党内的右派朋友”， “表面上他拥护毛主席，实际上是支持同情彭德怀、习仲勋和陕甘宁边区的一批老家伙的”， “朱明的反动行为，林是有责任的”等等。我听到这种没有公开的议论，半信半疑，毕竟还不知道朱明曾写匿名信痛戳江青不光彩的历史问题。
    直到浙江省公安厅原厅长王芳的回忆录出版之后，才真相大白，原来她是解放后敢于让江青难受的第一人。 “三中全会”后，中央组织部为朱明平反，恢复名誉。并指出 “匿名信”里写关于江青的事，没有错误。
《王芳回忆录》
披露 “匿名信案”始末
1954年3月下旬，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匿名信是从上海发出的，由浙江省交际处处长唐为平转交江青收。匿名信主要写她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内容非常具体。
    江青收到匿名信后，非常恼火，神情显得有些紧张和不安。第二天，江青找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的王芳谈话，谈了一个上午，说自己青年时期就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坚强的革命者，现在有人诬蔑她，是别有用心的，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
    江青还把匿名信递给王芳看。王芳瞄了一眼，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把信递过去。江青一脸严厉地说:“你不看谁看？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厅长看清楚了，要给我破案。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实际上是针对主席的。”
    因写信人深知江青30年代的历史及党内上层情况，江青推断此人必是党内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们的夫人。但局外人看得很清楚，写信人揭她老底，挖她疮疤，是对她如今贵为第一夫人的骄横作风非常不满，向她提出警告和批评，要她识相一点，不要太张狂。
    江青回到北京，立即将匿名信的事报告了毛主席。说这是一起性质严重的反革命案件，要公安机关立即组织侦破。这一匿名信案 (被列为 “18号案”)的侦查工作也就升级了，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总负责，上海方面由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负责，浙江方面由王芳负责，调查重点放在30年代曾在上海文艺界工作过的人员身上。
    当时，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进行了笔迹鉴定。他们将那些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对江青不满的人都列为侦查对象，进行重点侦查。这里面包括江青过去房东家的女佣人秦桂贞，她了解江青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岚，曾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也被列为怀疑作案对象。然而，时间拖得很长，案子还没有结果。
    一直到1961年，一次偶然的事情中，查明了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人，原来就是林伯渠的妻子朱明。林伯渠去世之后，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死后一些遗留问题。一查对，两封信的笔迹一模一样。朱明承认匿名信是她写的，并立即自杀。 （本文摘自 《王芳回忆录》张宝昌/口述 张事贤/整理编辑略作文字处理）